深度 探秘“宋史热”背后,你不知道的宋史研究(2)
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设立于1999年,评奖对象主要是五十岁以下研究宋辽夏金史的海内外中青年学者,自2000年开始评审,迄今已举行十届评奖,共评出39部获奖著作,代表了新世纪以来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宋史研究水平。同时这些著作也侧面反映出专题式研究在宋史各个领域的全面推开,在典章制度史、财经史、人口史、城市史、货币史、交通史、部门经济史、区域经济史、法制史、家族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妇女婚姻等领域都有颇见功力的专著问世,记录着宋史研究者们在不同时期走过的心路历程。
近十多年来,由邓小南教授组织的我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三地学者以信息传递为中心而开展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再出发,目前已推出三部研究论集。富民社会论、农商社会论的提出则展现了宋代经济史研究的新动向。
南宋历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是近二十年宋史研究的一大亮点。以何忠礼教授为首的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组织各地学者撰写、出版“南宋史研究丛书”,迄今已近80种。
整理和研究宋代古籍是宋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不论政治形势变化,还是研究议题更替,宋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一直稳步发展,并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全宋文》(360册)和《全宋笔记》(102册)的完整出版,对新出土的《宋人佚简》、俄藏《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天圣令》、《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以及《宋会要辑稿》点校本的出版,都是宋代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以传世文献为主的宋史研究
宋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以传世文献为主。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条件下,士大夫的文史创作和思想交流也相对自由,加之雕版印刷术的发达,因而留下的传世文献比先秦以来的总和还要多。经过明代初期《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两次清算,宋代传世文献的数量与浩瀚的明清文献相比处在较为适中的范围,这是上世纪后二十年宋史研究成果卓著、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
但是宋史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既没有先秦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魏晋隋唐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等新材料,也缺乏记述蒙元史的域外文献和有待发掘的清代档案资料。宋史研究缺乏新材料,这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史研究中所仅见。因此,宋史研究的格局常常受宋代士大夫形塑宋朝历史局限,在现成材料中寻章摘句成为一种常态,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由于没有新材料,当史学理论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而盛行于国内时,宋史研究的议题颇受域外历史预设理论的左右。新世纪以来,宋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侧重于君主、士大夫、社会流动、江南经济、“精英”文化、地域重心及其相关的议题所主宰,这就是直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论”和美国“两宋之际士的转型说”影响的反映。
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
进入21世纪以来,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否定宋代“积贫积弱”到高度美化和推崇宋代历史。这种评价的转变有两条线索,一是上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假说“宋朝是中国近世的开端”,以为宋朝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越西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个假说后来被概括为“唐宋变革论”,成为宋史研究的一个标签;二是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序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被大多数治宋史学者和众多媒体奉为圭臬。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唐宋变革论”立足于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而不包括辽西夏金。“本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单一的汉族社会。可是日本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中国本土’和‘边疆地域’等过分单纯地分割为两大图示化的倾向。”(杉山正明)“唐宋变革论”另一个核心观点“中国文明至宋代没有再进步”的停滞论实际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张目。近几十年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表明,明中叶后的经济已超越宋代经济发展的水平。而陈寅恪先生所言的赵宋文化“造极说”代表了民国时期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识,仅指汉族文化而且特指儒家文化。显然,用这两个观点看待宋代的历史地位是片面的。而这种片面性也大大局限了宋史研究的格局。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zonghexinwen/2020/1008/3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