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扶手椅之流变 — 兼记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3)
唐代至北宋的数百年里,民间不曾流行四出头式扶手椅,是不争的事实。《韩熙载夜宴图》是最好的例证,全卷所绘的座椅,均为无扶手的靠背椅。故宫藏北宋张先《十咏图》,绘于1072年。图中四人均坐于灯掛椅上。
北宋 张先 十咏图 故宫
究其原委,笔者认为与唐代安史之乱和唐武宗灭佛事件有关。
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北方大部毁于战火,寺庙被毁僧侣逃散,北方佛教的发展受到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唐武宗灭佛。敦煌研究所陈双印、张郁萍《唐代佛教分期问题研究》一文认为,公元845年开始,唐武宗几乎毁掉了全国所有的寺院,寺院资产也几乎被全部没收,绝大部分僧尼被迫还俗,销毁佛经佛像无数。其后,公元955年,后周世宗柴荣即位的第二年,下诏大毁佛寺,境内佛法寺庙,除了有皇帝题字的可以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唯独敦煌莫高窟在吐蕃王朝统治者保护扶持佛教的政策下,避过了会昌法难,得以一脉相传。
这种情形之下,民众怀有对佛教的恐慌心理,为避免受到灭佛运动的影响,势必远离佛教场所,甚至连佛教用具也唯恐避之不及。由此心态造成以绳床为代表的扶手椅,自此不受欢迎。
直到赵匡胤夺得江山,吸取了三武一宗灭佛的教训,废止了柴荣灭佛的政策,恢复寺院重塑佛像,推崇佛法,佛教才得以渐渐复兴。
因此,灭佛运动毁了佛教,也间接导致扶手椅的流行滞后了两三百年。九至十一世纪的三百年间,我们很难看到扶手椅,尤其是四出头椅的身影。
在北方,与大宋朝对峙的辽代,出土多件坐具,比如辽代中期内蒙古解放营子、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娄子店乡上烧锅村、内蒙古林西县毡铺乡哈什吐村、内蒙古翁牛特旗、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辽墓出土的木椅等,以及辽代晚期河北宣化张文藻墓、宣化下八里张匡正墓、河北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辽墓出土的木椅等。
辽代中期辽宁省博藏 叶茂台7号墓出土
在南方,江苏江阴宋孙四娘子墓出土北宋木靠背椅,江苏常州武进区村前蒋塘南宋墓出土桌椅。
北宋江苏江阴宋孙四娘子墓出土木靠背椅
这些出土实物,均为无扶手的单靠背椅。
直到辽代晚期北京市房山区天开塔地宫出土(1110年)木椅,以及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1189年)西夏彩绘木椅,始见扶手椅的实物。
而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1189年)的木椅,终于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四出头椅。
金代中晚期1189 南宋中期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 8
山西绛县太阴寺现藏有金承安四年(1199年)款法澎大椅,经故宫出版社张志辉先生研究为法澎生前用椅,是当时一种特殊的禅坐用椅。与其相近的还有河南嵩山少林寺初祖庵,达摩所坐的四出头式大椅,应为宋元时期之物。
绘画、石刻、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五代至两宋时期的椅具多为无扶手的单靠背椅。例如五代董源的溪案图、洛阳河南古代壁画博物馆孟津新庄五代墓壁画、洛阳苗北村五代墓IM4729砖雕壁画、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墓C8M1548砖雕壁画、河南禹县白沙北宋赵大翁墓前室西壁开芳宴壁画、陕西韩城盘乐村M218北宋墓北壁壁画、山西高平开化寺北宋晚期壁画、宝山2号墓辽代早期贵妇颂经图、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所藏南宋石刻、石门山第一龛南宋东岳夫妇造像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藏于北京故宫南熏殿,后被运往台湾的宋代帝王帝后像,除少数画像如宣祖、太祖、英宗、真宗后坐于宝座上外,多数帝后像座椅为装饰华美的靠背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上至宫廷,下到民间,无扶手的靠背椅是主流。
宋代帝王像
相较而言,这一时期的扶手椅形象则显得稀少零落。北宋初年,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之前,王齐翰961~975年间为翰林待诏,其创作的《勘书图》收藏于南京大学。图中主人翁勘书闲暇之间,悠闲的坐在椅子上掏耳朵,该椅为方材,搭脑及扶手出头,较阎德源墓出土的四出头椅早了约两百年。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zonghexinwen/2021/0622/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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