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春晚、女性主体性与社会主义乡村文化* —(2)
一、“春晚”:古老的农耕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的农业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发展[11](PP 6-16),在农业实践中产生的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农耕文化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劳动者及其所掌握的农业知识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中的农耕礼仪是中国人的祖先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认识自然而形成的文化精粹。通过仪式化的节日,人们制定、记录农事活动的时间,并表达对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愿望。春节,正是因为中国人了解他们从事农事的地理环境,认为“春耕秋收”是最佳的农业活动方式,因而举行的“春祈秋报”祭祀活动[12](PP 2-4)。可以说,春节是深伏于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持续的农耕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根。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语境中,寓意一年农事活动起始的春节仍被中国人认为是新一年的开始,通过电视这个大众媒介得以广为传播的庆新年文艺演出活动——春晚——也成为中国人迎接农历新年的重要文化符号。
面对亟须发展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内外双重压力,中国通过“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13]的方法将城市发展的成本和由此引发的危机引向农村,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使承载着农耕文明的乡村在城市辉煌的现代化建设中黯然失色,农耕文明随着乡村的日益边缘化而被认为业已衰落。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城市中心主义。大众传播领域的城市中心主义在央视春晚的节目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以农村和农民为题材的节目在数量上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那些深入人心的乡村题材节目在内容和舞美设计上都或多或少表达出农村的落后、愚昧与贫穷[1]。2018年央视春晚在强调全球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同时,几乎没有一个以乡村为主体的节目,完全隔断了春节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个炫目、盛大的媒介景观中,乡村“被缺席”了。其中,小品《回家》虽然以山东农村为背景,但实为表达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关系。然而,小品的编剧确实正确地意识到,这种血脉关系也只能在中国农村寻找到根了。所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当人们面对无根的现代城市生活、劳动异化、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时,乡村又一次被“理想化和景观化”[14](PP 66-72)地构建为摆脱现代城市生活压力和环境污染的空间。近年来,这种商业化的“乡愁”与“新乡村乌托邦”标语一起重新回到了城市“主流”视野。然而,这片世外桃源却是“没有农民的乡土”[15],它是脱离了农民实际日常生活的浪漫主义乡土。
与央视春晚与乡土社会愈加明显的疏离感和形式化不同,乡村春晚既是央视春晚的乡村版,也是内生于农耕文化和农村社会的。村民是舞台的主体,对于他们(主要是妇女)来说,乡村春晚首先是一次集体行为,其次才是文艺表演。李庄村和好溪村都是2018年第一次办春晚。村书记原本有顾虑,认为硬件设施条件还不成熟,再加上村民提出办春晚时已是农历12月,时间和资源方面都会受到限制,不能保证春晚的质量,“怕弄不好没人看”,“办得不好村集体面子过不去”。但妇女们坚持举办春晚,对她们来说,“晚会很有意义,丰富农村人的业余生活,不管好坏没关系”(好溪村妇女K),“完全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来办晚会”(好溪村妇女T),“我不会跳舞,但上了舞台,就觉得舞台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发挥自己兴趣,或是搞到大家能笑就好”(李庄村妇女E),“办了春晚之后才觉得我们村更加团结”(好溪村妇女F)。从2010年开始连续举办春晚的湖川村几位妇女也表示,“参加了春晚就觉得过年更充实……题材当然是接近我们生活的,太虚也没人看……不是说要别人在乎,是自己高兴就行”(湖川村妇女A),“村里面的春晚都是我熟悉的面孔,看起来就很亲切”(湖川村妇女G)。
乡村春晚表达出妇女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通过“聚在一起的乐与闹”使遭到市场化和城市化冲击后变得松散的乡村社会关系再次凝结,实现村庄共同体的重建[1]。而且,这种集体的重建不仅仅局限在中老年妇女群体中——湖川村妇女R几乎全家上阵参与春晚。R是1997年最早参与湖川村集体文艺演出的那批妇女之一,后来村里开始举办春晚,她的儿媳妇也参与进来,而且R和她的儿媳妇成功地动员了她的儿子上台。在她的影响下,当时只有10岁的孙女在2017年春晚开场节目中也表演了翻跟头。而在节目内容方面,乡村春晚秉持着现实主义风格,如下文提到的《二清二拆二化》《农活秀》等节目正是以艺术对真实生活的再现。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qikandaodu/2020/1224/3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