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 ——反思周蕾《妇(3)
第二个令人质疑的地方是,周蕾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或书中所讲的国族主义)视为一种压迫机制,其前提是将“国族”预设成了铁板一块的整体,而这种预设本身是否合理。她在分析三位男性作家的三部作品时,尽管谈到了三人的创作差异——巴金作品通篇感性、茅盾作品一贯理性、鲁迅作品则充满矛盾情感,但这只是最表层的认识,不足以构成三位作家质上的区分。无论周蕾的忽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巴金、茅盾和鲁迅的同一化处理,很容易将 “国族”问题简单化、本质化——而本质主义的研究方法正是周蕾在极力否定的。而且,从本章第一节的内容可以看出,周蕾批评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确定绝对优势地位的写实主义文学,那么她在第二节选取的这三部作品是否能代表那一时期写实主义文学全貌呢?在此,周蕾忽视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这三部作品的写作发表所处的特殊历史语境和文学环境,二是这三部作品的作者在政治理想(或国族想象)上的差异,三是这三部作品的接受与传播情况,也就是周蕾在第二章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与市场、读者的互动关系。
《家》和《虹》创作发表于“大革命”失败之后,此时的中国文学创作出现了明显的“左”转倾向。但是在当时的左翼作家阵营中,矛盾与分歧也十分明显。而且“大革命”的失败,对每一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也不一样。就周蕾谈到的作家来说,巴金在 “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创作思想出现了从无政府主义到怀念五四精神的转变。从《灭亡》《新生》等早期作品到《家》,巴金小说所讲述的时代内容从“革命时”倒转到了“革命前”。“大革命”的失败对茅盾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的个人生活——颠沛流离、妻子小产、流亡日本等,小说《虹》也是他流亡日本时所作。鲁迅的《祝福》比上述两部作品的写作和发表时间要早,写于1924年2月,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6号上。所以周蕾在书中标注的“1926年”是不正确的。与巴金和茅盾相比,鲁迅对辛亥革命以及革命本身的反思要更为深刻。即使鲁迅在进入左翼时期之后,也始终对“革命”抱有怀疑态度,正如钱理群“在《‘真的知识界’:鲁迅的历史选择》中概括出左翼鲁迅批判的三个指向:传统文化的‘本体偏枯’、西方都市现代文化的‘外来新役’,同时还有革命组织及其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奴役’”[4]。如果不将作品所处的历史语境和作者自身的思想脉络纳入讨论范围,进行分析论述的话,就很容易将问题简单化。
此外,周蕾在叙述中出现的文学史实错误,除了《祝福》的写作年份,还有对巴金《家》的传播接受情况的误认——这对周蕾的论述至关重要。她认为《家》 “广受欢迎”,自出版“便为大部分中国读者所熟悉”,因而被多次改变为话剧、电影,并将其定位为“家庭伦理小说”,所以周蕾在论述这部作品时,注重的是巴金的文学再现方式会导致怎样的阅读实践,并用阿尔都塞的主体召唤理论对此做了详细分析。然而,《家》这部作品的真实接受情况并非周蕾所言。《家》出版之后的读者群主要是学生,评论界对其关注和评价并不高。这一时期提到巴金,大家想到的代表作是《爱情三部曲》这样的革命题材小说。一直到1938年以后《春》和《秋》面世,人们才注意到“旧家庭”已经成为巴金作品的主题之一,“可以说至此《激流三部曲》才正式确立在现代文坛上不容忽视的地位”。不过对普通市民阶层来说,人们更加熟知的是由其改编而来的话剧和电影,而非小说文本。重要的是,在改编过程中,故事重心发生了变化。比如曹禺“把渗透着他本人感受的觉新、瑞珏和梅芬三人的爱情纠葛作为话剧《家》的主线,而觉慧作为热血青年的活动被置于次要地位”,因为这样才更适合普通市民的口味。正是通过曹禺这样的改编,“《家》才逐渐走进中国广大内陆地区不同层次市民的视野”。[5]
周蕾在此出现的问题,正如贺桂梅在反思“再解读”研究思路时所说,是“这种思路遗漏或有意忽略的另外一些与理论不相容的文学史事实”[6]。周蕾的关注点在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写实主义传统如何压抑和排除与女性(或女性特质)相关联的细节之处。进一步讲,周蕾是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写实主义作品视作男性中心主义的、建构“新国族”的内在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文学实践活动,关注重点在于“国族”作为男性权力话语对女性的压制,代价则是忽略其内部的差异和话语阐述的多种可能性。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qikandaodu/2021/0121/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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