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 ——反思周蕾《妇(4)
第三点质疑,便是能否将有关现代国族意识的文学书写视作男性的(或男性特质的),进而将其视作一种压迫机制。周蕾将张爱玲作为与巴金、茅盾和鲁迅进行对比阅读的案例,并将她树立为一种典范和标杆(在周蕾的论述中,我们能明显地发现她对张爱玲与其他几位作家的高低与喜恶之分)。若要分析这种做法是否恰当,则需要对周蕾文学批评所处的学术脉络及其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进行清理,从而发现被隐藏和遮蔽的问题。
三、批判“民族主义”学术脉络的局限反思
与周蕾的观点相近,在中国大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一篇文章是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 〈生死场〉的启示》。刘禾在此文中认为,萧红在《生死场》中“拒绝对女性身体的升华和取代,这一拒绝使得小说在‘民族主义’的表象下取得一种具有性别意义的立场”[7],进一步讲就是民族主义与男权主义具有同构性。刘禾发表这篇论文的时间(最初发表于1992年《今天》第一期)与周蕾《妇女与现代性》一书在美国出版的时间相近,她们的研究思路都可称为“再解读”。这一研究思路有着海外中国学(主要是美国的中国学)的学术背景。
周蕾在《妇女与现代性》一书中将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研究方法作为批判对象,而汉学和中国学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范式:汉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典中国,侧重于文化思想层面;中国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现代中国,侧重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层面。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新兴的“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区域研究”的兴起与“冷战”有着直接关系,“对冷战的关注以及美国精英界关于国家需要在20世纪后半叶扮演更为宏大的国际角色的看法,成为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建立和资助美国区域研究的主要动力”[8]。因此对中国的研究就不能只局限于古代,而更应关注近现代中国。在从古典汉学向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过渡中,费正清扮演了开拓者和奠基人的角色。在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学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传统,形成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研究范式。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是在这个脉络中发展起来的,其基础则是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奠定[9]。夏志清的这部著作具有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学术的政治特征——冷战的意识形态和新批评的文学范式。虽然时过境迁,冷战之后新批评派在欧美文学界成为遥远的记忆,并且各种新兴的意识形态批评又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但是夏志清的学术思路却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得到继承,并直接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向和学科建制。
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中设定了一项批判包括中国学研究在内的“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任务,但是她自己却也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这一学术脉络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评判标准。周蕾的文学批评虽然采用了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但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上却还是拘泥于文学文本的新批评方式。而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不只限于文学文本,还关注到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书写,要比周蕾的论述更具历史眼光。但相同的是,她们都在意识形态上承袭了夏志清所确立的传统,即冷战时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对一极世界的想象。夏志清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作为评判标准,提高文学性,贬抑政治性。由于民族(国族)主义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周蕾用女性主义话语批判国族意识,并将夏志清认可的张爱玲的作品作为正面评价对象,这种论述暗合了夏志清的思路。刘禾在她那篇文章的最后谈道:“也许,80年代文学的最大功劳就是对民族国家文学的反动。有人还把近几年凸现的先锋小说称作‘纯文学’。如果‘纯’指的是拒绝与民族国家文学为伍的立场,而不是独立于意识形态的文本,那么,这一说法足以表明命名的颠覆性。”[7]17-18问题是,80年代的先锋小说写作也具有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立场,刘禾为何对此不再进行批判了呢?所以,刘禾究竟是要批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还只是单纯地用性别研究的方式批判民族国家文学?更为重要的是,刘禾此处也指出了“纯文学”是无法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那么她所赞赏的 “纯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重返八十年代”的反思热潮。参与这次反思讨论的有程光炜、李杨、贺桂梅、旷新年、杨庆祥等中青年学者。他们展示出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路和历史眼光,对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已经固化的对文学、对文化政治的理解框架提出质疑,重新提出那些被20世纪80年代的意识形态所遮蔽、但对中国作为有着被殖民历史的第三世界国家至关重要的议题。这也是对自夏志清以来的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反思。有意思的是,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正是在这个“重返八十年代”的思潮期被翻译引进中国大陆的。这一方面展示了21世纪以来,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对《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的阅读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可用于反思的思想资源。正如“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编者所说,这套丛书的编译出版是中国大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早已发生深刻变化”之后,为“重新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中国’与‘西方’的对话关系”所做的工作,体现了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趋成熟”之时“学术的再度转型之势”。[2]1-5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qikandaodu/2021/0121/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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