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世界的沉痛书写普列姆昌德作品中的苦难问(2)
(三)家国之苦
普氏的小说涉及的家国之苦,主要是指内部的家庭矛盾与外部的民族矛盾。其中有围绕家庭矛盾展开、刻画兄弟之间或其他家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展现家庭苦难的。而他的政治时事小说则多反映现实的政治斗争或民族独立运动,侧面表现出国家处于水深火热的现状。
小说《两兄弟》主要展现的是两个兄弟因经济冲突彼此仇恨。分家后负债的弟弟求助于生活较宽裕的哥哥,哥哥答应帮弟弟找抵押房产的债主,可没想到债主的名字竟然是哥哥的名字。作者颠覆了传统的家庭亲情,表现了他们形同路人的兄弟关系——兄弟之间已无手足之情,只有个人的利益。《家庭的折磨》中也同样展示家庭矛盾,它的产生不是经济利益冲突,也非政治原因,而是人性中狭隘的偏执观念。孩子与后母间的矛盾爆发后,一系列家庭问题显现,剧烈演变为父母双双惨死的家庭悲剧。在印度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家庭始终逃离不了社会这一大环境。普氏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小家的苦难,他还时刻关心国家社会的安危。1908年6月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祖国的痛楚》里,表现了国家民族的苦难,抒发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情感。而后,普氏在上世纪30年代还发表了一系列政治时事题材的作品。“不少小说直接间接涉及到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内容,描写当时的坚持真理运动、静坐示威、游行、禁酒、抵制英货等等。”[1]短篇小说《母亲》《进军》《游行》《由妻子变成丈夫》《献身》《麦古》《酒店》《牢狱》《感受》等作品中都强烈控诉了殖民主义,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在印度实行血腥的政治统治、残酷的经济掠夺以及奴役迫害印度人民的丑恶暴行。普列姆昌德在创作中,高度关注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体现了其对民族振兴的探求精神。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家,在目睹了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一切苦难之后,萌生了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理想。
三、苦难书写之探因
印度是历史上封建统治长久而又严酷的国家,农民深受传统的不合理封建土地制度的侵害。这种制度是农民苦难的最大根源。况且,当时印度还遭受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共同激化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下,印度妇女的命运也是十分悲惨。印度存在特有的种姓制度,除此之外,童婚制、嫁妆制度、寡妇不能再嫁、殉节制度等等都是蹂躏妇女的枷锁。[2]60按照印度的传统,印度妇女不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妇女即使被丈夫抛弃,也不许反抗只能服从。已婚的妇女如果在外过夜,则会被认为是不洁之人。众所周知,在印度教社会里,妇女没有正常的社会地位。她们中又以寡妇的处境最为悲惨。妇女成为寡妇之后,会被看作不祥之物而遭到唾弃。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压迫妇女的落后制度仍旧保留了下来。直到19、20世纪,印度妇女的这种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封建制度下的农民、妇女悲惨的生活现状以及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这些社会现实共同构成了普氏创作的来源。
普列姆昌德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期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那时正是印英民族矛盾空前剧烈的时代。这时期的印度完全丧失了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普列姆昌德敏锐地洞察社会、体验生活、感知家国命运。国家的民族矛盾问题是他一系列政治历史小说的创作缘起。普列姆昌德个人的经历,也是影响其创作倾向的一大因素。常住农村老家、长时间与农民接触的生活体验,使得他更了解广大农民的疾苦,更熟悉农民的生活、思想和需求。他同情农民,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观察并剖析农村社会现实。此外,普氏大量的苦难创作受其文学观念的影响,他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倡导者,主张文学要真实、客观地表现“实际如此”的现实生活,反对主观杜撰生活。普列姆昌德曾说:“文学最好的定义是‘批评生活’。”[2]355“也就是说,一个作家要用正确的思想和观点,去观察、分析、解剖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作家自己的见解,表达作家自己的爱和恨,从而达到‘批评生活’或‘干预生活’的目的。”他认为,文学作品必须正确反映生活问题,批评和阐明我们的生活。他写小说不是单纯地写农民、妇女之苦难,而是通过主要受难者来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即封建不合理的制度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启发,进而获得精神上的进步。普氏认为:“文学是真正的社会史,因为文学中有自己国家和时代的图画……文学是一个国家与时代的反映。”[3]在他看来,生活是文学的基础,而生活指的是广泛的社会生活,作家应该正确把握与社会的关系,艺术地表现国家与时代。普列姆昌德的这些文学理论指导着其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印度社会苦难书写。简而言之,社会现实、作家经历与其文学观念促使普氏在其作品中典型地表现农民之苦、妇女之苦、家国之苦。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qikandaodu/2021/0224/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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