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固原妇女的生活(3)
二、固原妇女的家庭生活
《民国固原县志·人物志·懿行·孝淑·民国》部分共记载153 人事迹,其中男27 人,女126人。文本中绝大多数女性的事迹不外奉亲育幼、睦姻任恤、矢志守节,与封建王朝时宣扬的所谓“完全的”女性形象——“孝女、顺媳、贤妻、良母、慈姑”——大致相同。她们不仅要侍奉公婆、教养子女,要操持家务,在丈夫去世之后还要维持整个家庭生计,甚至还要像县城任安贵妻任钟氏那样承担起照顾侄儿的责任。[1](P673)也许正由于身处固原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很多妇女不得不参与更多的家庭及家庭以外的更多的活动以维持生计,对于身为人母、人媳又兼其他角色的女性来说,其家庭责任增加的同时其也相应获得了对家中事务一定的决策权。而那些失去丈夫矢志守节的女性,在承受传统伦理、贞节观念给她们带来沉重社会压力下奉亲抚孤的同时也赢得了更高的社会荣誉与家庭地位,也因此在家庭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我们可以通过前述刘张氏[1](P1100)及刘虎氏[1](P678)等人的事迹记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刘张氏嫁给刘以张时,刘家很穷,仅依刘张氏为人洗衣缝纫微薄所得养家。后来靠刘张氏给人当一年奶妈所得积蓄购置田畜开始起家,“太夫人自嫈嫇至黄耆,健持门户六十余年,复成望族。”正是得益于刘张氏对刘家的贡献,她可以在丈夫身体瘦弱不能胜任农活时决定让其去经商;可以“倡纺织”使家中所有女性“咸精机杼”;可以主动与丈夫商量将长子过继;可以“揆日时,记劳绩”,惩戒子侄中的怯懦退让、行为败坏者;可以“星夜命文敏(其长子)”前往平凉承办娘家兄长丧葬事宜;可以时常周济姻亲、赡恤乡里。
邑人刘耀庭祖母刘虎氏,刚结婚嫁到刘家时,公公年老丈夫堕落,生活无着。公公想迁去陕西觅食,刘虎氏“道远求生,未必果生;就地求生,未必果死”,于是徙移之议遂被搁置。从此一家生计,刘虎氏一身承担,艰难直至“仰叶为薪,数米为炊”。不久,公公与丈夫相继逝去,刘虎氏一手承办丧葬后事,之后,刘虎氏依然勤劳支持、抚养子女,家道也日渐小康,颇为人赞许。
三、固原妇女的社会生活
民国时期的固原妇女苦于生活之艰辛,忙碌营生之余,也尽己所能地助贫济邻、积德行善,还有不少妇女关心地方教育公益,对民国时期固原的社会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助贫济邻
固原“邑地周秦之旧也,人犹夏声,熙熙乎曲而又直,直而不倨,盛德之遗也”[1](P205)。寒凉的气候,刚劲的土风及深厚的历史底蕴,造就了固原妇女待人善良、和乐而又实诚的品质。像杨郎中李士林之妻李夏氏,“遇穷困乞丐,必劝其夫救济。”[1](P667)黑城人谢魏氏,早年夫亡,“家道微寒,氏矢志靡他,苦心抚孤。晚年训诸孙等读书,中学毕业者数人。家道渐小康,助贫济邻”[1](P668);虎彦孝之母虎张氏,“家虽贫而又能济人之贫。”[1](P669)满家堡薛树长之妻薛杨氏,“夫殁,氏年26 岁,遗子彦和,正在襁褓。家贫寒,氏矢志守节,抚子育侄,煞费苦心,四十年如一日。厥后家道兴旺,尤以资助贫寒为己任。”[1](P667)
(二)投身地方教育公益
中华民族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民国时期,是中国军阀割据,战乱频仍,风雨飘摇的黑暗时期,却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黄金时期。固原虽地处偏僻,但大兴教育改革的浪潮依然波及到这里,不少固原女性不仅自己向学,还积极助学。
黑城张占奎妻张唐氏,年39 岁夫去世,以微寒家庭,含辛茹苦,矢志守节,教孤子熙明读书,侧身武界,充前黑城汛都司。熙明甚孝敬,遵母训筹办地方教育公益等事。民国初年,经地方呈请政府,旌表该氏曰“懿德清风”。[1](P665)
前清岁贡生李维新长女李淑芳,赋性贤淑,持家勤俭,五六岁时,父教以句读,即能了解。稍长读诗书,工于吟咏。19 岁归赵惠生为妻。抚育子女,孝敬翁姑,维勤维谨。民国8 年,固原县长陈钦铭与劝学所长夏际文创设女子学校,聘请淑芳为女子小学校长。因品学敷望,一时女生向学者,竟达100 余名。淑芳热心教育,堂课之外,加以口授,心力俱瘁,因劳成疾,竟以疾终。在职6 年,毕业3 班。刻下本县女子各校及邻封县女学教师,皆淑芳之门徒,诚为陇东女界文化开始之先声。[1](P673)
夏仲三之妻,赵荣祖之女赵锦珍,固原女子学校毕业,任固原女子小学校长及师范学校教员10余年,始终不懈。27 岁夫去世,矢志守节。因念夫志未展,竭力教养长女芸香、子德润读书,继承父志。复体其翁禹勤公创兴女学艰难,乃尽心校务,不遗余力,诚可谓女中丈夫也。[1](P675)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qikandaodu/2021/0517/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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