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赵捷:“最漫长的革命”(下)(3)
身为女人
李玲:做了那么多年的妇女研究,它对您个人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对此您有什么感受?
赵捷:对我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体验了从地方化到全球化的各种事情,有机会接触和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女人!表面看,似乎是我在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各类妇女人群,其实多数时候是她们,让我真正明白了“女人”这两个字,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当中,在相关的研究和论述中,有着怎样的内涵,相关内涵又是怎样在历史的诠释和现代化的演绎中,流动和变化着的;让我在与她们一起的行动中,领悟和学懂了妇女学和社会性别研究这门复杂的学问。
我想说:农村妇女朴素的表达,有着深刻的学理。比如在贫困研究中,妇女比男人更穷,这个命题在很多时候不被认可。在很多学者包括政府官员眼里,如果一个贫困家里没钱,不管男人或女人都会受到困扰的。能够扶贫到户,已是细之又细的以人为本的策略了。而事实是,农户不等于农妇,有钱不等于有权。这类问题在社会性别分析的视角下比比皆是,它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扶贫效益。在最初的学术讨论中,我真的底气不足,一时很难“科学”地去识别一个家庭中男女不同的贫困程度。后来抬出农妇们的大白话——“没钱就只能节衣缩食了,自己少穿点,少吃点。娃娃上不能挨饿呀,他们在长身子,男人上也不能饿,他们要干活啊(其实她们自己从早到晚就很少得闲)”“那些病么(指妇女们平时劳作太多、过重,头疼脑热的,或腰酸背痛的常见病),这在农村就算不上病了,哪个女人会舍得拿钱去看,除非病得很重”;“这样也可以少花点钱,要供城里读初中的儿子”……这些婆婆妈妈的语言在农村随处可闻。它们有力地证明,妇女之所以更贫困或更易陷入贫困,就是因为母亲和女人的角色身份,要求她们忘我、牺牲和奉献,而使自己更多地承担着无钱的困扰。摆出这样的事实后,我们在道理上开始占上风了。如果给她们资源,将会是建立良性循环的开始。反对者就这样慢慢转变了,无论是出于同情妇女,还是执政的公正,开始与我们合作了。这样的转变,归功于农妇们坦诚的故事。而我自己,也正是从这些点滴的故事中,真正领悟到了社会性别分析的基本原理——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
我农村妇女是块璞玉,她们会让你也发光。小额信贷脱贫模式(GB模式)曾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许多贫困地区被采用,发明者是孟加拉国的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他曾说过,正是依赖最贫困的农村妇女,才使得他有此创举;他因GB模式而获得200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云南是最早引进该模式的,我参与其中。记得最初,看见数字就过敏的我,对GB模式里复杂的借贷、还贷、互为担保和集体决策的管理规程,根本吃不透,也学不懂。我更担心的是,面对那些目不识丁的民族妇女时,我根本讲不清楚。于是,请有会计经验者同行,去做讲解和培训。令我惊奇的是,当一两个农妇弄明白后,她们个个都成老师了。她们通过母鸡下蛋,孵鸡蛋,凑在一起养小鸡,再鸡生蛋的逻辑来诠释相关的规程。为弄清楚她们是否真懂,与同事配合,边查问,边澄清那些尚需明确的环节。这个互动过程被记录下来,后来又制作成了绘本,其中满满是农妇的智慧,包括她们的语言和表述。此绘本,成了项目推广应用最好的工具,还被其他省在妇女扶贫工作中借鉴和使用。
她们的执政故事,被我们编入《提高农村妇女领导力》系列教材,此教材被全国多地党校、民政、妇联等部门培养农村女干部采用
我还想说:农村妇女的责任心和诚信令人敬佩。记得在项目推广阶段,我们下村做贷款活动。农妇相约成组,排队等待给予办理登记。按序轮到一组农妇,申报说已组建好小组,选好组长和会计,做好计划,要求获准贷款。我在按程序检查、清点该组人数时,怎么数都差着1位。细问,有农妇组员指向旁边的柴堆说,那不是吗?我这才发现,有位男子蹲缩在那里抽着烟,明显不好意思。看到我们奇怪的眼神,有农妇解释说:“他是独个人,腿跛着,是村里最穷的。我们不管他,那就没人管了!”这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其间那份发自内心的浓浓的社会责任感,让我倍感敬佩。她们比我更能帮助人,更具性别平等的理念和社会责任感!面对这样的农妇,将所有扶贫资源都投在她们身上,谁能说不值得呢!最难忘的还有,按相约日期,我们与妇联干部下村去收利息。当那些信贷小组长自信而骄傲地打开用塑料袋或头巾包裹着的钱,摊在我们面前时,那一刻,我感觉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因为那是一张张皱巴巴的,一毛、两毛、五毛和一元钱的纸币啊!我感动她们的诚信和认真,也能感受到她们因此有多么的辛劳和多么的喜悦啊!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zonghexinwen/2020/1008/3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