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研究的新实验——关于李又宁教授可否为“(4)
众所周知,胡适是20世纪中国的“社会缩影”。这个“影”虽然“缩”了,可再怎么“缩”,还是盘根错节,还是扑朔迷离,更不能是面面俱到、层层均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又宁教授的“新实验”多多少少弥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换言之,正是有了李又宁教授的“新实验”,胡适这棵“树”有了更强的立体感,社会这片“林”也有了更多的可视性。从这个角度说,李又宁教授对胡适研究的贡献是开拓性的,也是极为重要的。
如前所说,李又宁教授主编的胡适研究系列丛书,我无缘一读。议论李又宁教授与胡适研究,也就没有充分的“根”和“据”。所幸的是,对丛书中的不少作者,对他们关于胡适的论文、著作,我通过多种渠道作了了解。如张朋园先生的《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杨天石先生的《钱玄同与胡适》;周质平先生的《胡适与赵元任》;易竹贤先生的《终身不渝的友情——陈衡哲与胡适》,以及李又宁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与他的学生》,等等。不管是“胡适与他的朋友”,还是“胡适与他的学生”,抑或“胡适与他的家族和家乡”,都是我们认识胡适的视角,是诸多可能的视角之一。
由一个视角或多个视角观察问题,所呈现的点、线、面、体终归是局部的、有限的,不可能丰富完备,不可能囊括一切。葛兆光先生说,人们的眼睛看东西都是焦点凸显和背景含混,可是世界上其实无所谓焦点和背景,只是观看者有了立场,有了视角,有了当下的兴趣。这时回头看去,便有了焦点和背景,面前的世界于是有了清晰和模糊的差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焦点和背景是相对的,此时此处的焦点,可能是彼时彼处的背景;而此时此处的背景,可能是彼时彼处的焦点。观者视角变了,焦点和背景也就变了。如耿云志先生的《蔡元培与胡适》,可以说胡适是“焦点”,蔡元培是“背景”,也可以说胡适是“背景”,蔡元培是“焦点”,但不能说谁衬托了谁,或者谁又遮蔽了谁。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视角,才有了仰视、俯视、平视、环视、详视、略视种种,我们对于胡适,对于胡适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术、文化、教育、出版等各方面也就有了更为真实、清晰和确切的理解。
有学者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做过研究,指出鲁迅研究领域存在着三大阐释系统,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学院的和民间的,而学院派的鲁迅阐释系统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思想史研究系统、精神心理学研究系统、文化学研究系统、比较文学研究系统、文本研究系统、考据学研究系统等。(王家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我想,如果依葫芦画瓢的话,胡适研究领域与鲁迅研究领域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相通的,但具体到李又宁教授的胡适研究可以归在哪个系统,还要另行分析。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李又宁教授的胡适研究,聚焦胡适这个“点”,收集、整理与胡适相关的“线”、“面”、“体”,荟萃成洋洋大观的十余册,可谓奉献了极多的心血与极大的智慧。这种研究也许不便归在具体的阐释系统名下,但汇集选编之功,无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李又宁教授主编的胡适研究系列丛书,收了大陆、台湾、海外三地众多优秀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读性和史料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包括胡成业先生撰写的《胡适和他的老师胡宣铎》《胡适的族公胡节甫》《胡适与新式标点第一人——汪原放》等,也都收集在系列从书中的《胡适与他的家族和家乡》。
相对于耿云志、唐德刚两位先生,李又宁教授个人关于胡适研究的论文、著作几近于无。其实,凭藉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史、华美族留学史等领域的研究积累,要在胡适研究上出成果、出硕果是很容易的。如,李又宁教授曾经指出,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与留学生关系密切,胡适之所以能够在留美期间提出“文学革命”观念,“因为他经历了一个过程:从‘有'到‘无',又从‘无'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即白话文学及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学。他若是不在美国求学多年,他就不会对西方文学有所认识,也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学有所批判,更无从建立‘文学革命'的理论。胡适若不留学七年,不会有历史上的胡适”。这个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可惜,李又宁教授没有深入探讨。同样,胡适为什么要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胡适与杜威和夏德有着何种关系,胡适为什么不能在哥伦比亚大学谋取教职等,辨析诸如此类的问题,李又宁教授都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的。只是,人生没有圆满和完美,“我因时间有限、力量有限、学识有限,能够做得还是有限。”李又宁教授所说,既是谦辞,亦是实情。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zonghexinwen/2021/0210/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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