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椅靠背虽矮，但扶手有出头，极可能是四出头椅。其靠背编织成网格状。发掘报告中认为这把高背扶手椅的式样与文献中所说的绳床极为相似。那么佛教世界之外的世俗生活中，是否有四出头扶手椅的存在？笔者尝试搜集唐代座椅的形象资料，流传最广者有二。其一为日本正仓院所藏赤漆欟木椅子。

唐 正仓院藏 赤漆欟木胡床

从造型上看，该椅扶手前端立柱向上出头，并非目前意义上的四出头。据崔咏雪书中110页所载，正仓院所藏大致是奈良时代光明皇后奉献佛前的圣武天皇遗物（公元756年左右），原件本已散乱，现为复原之状。椅面为编织物，即所谓胡床椅。从其用途上看，仍是佛教人士用具。

另一广泛流传的形象，是高力士之兄高元珪之墓中壁画。高元珪下葬于唐天宝十五年（756年），时为安史之乱次年，与正仓院藏品时代相近。很多书籍文章曾经引用该墓壁画线图，画中高元珪垂足坐于一大型椅上，线图清晰描绘出椅子带有直方扶手，并以此判定天宝至开元年间，已有四出头扶手椅在民间使用，至少是在贵族中流传。

唐高元珪墓壁画上的椅子线图

但笔者查询到《文物》杂志1959年第8期所载贺梓城《唐墓壁画》，文中插图显示该线图与壁画所绘不完全相同。

唐高元珪墓壁画上的椅子《文物》1959-8

插图显示壁画漫漶不清，实无法认定高元珪所坐为扶手椅。此类线图与实物不符的情状时有发生，还望今后的研究者予以厘清。

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市陶然亭唐何府君墓出土壁画，唐史思明天顺元年759年。墓主坐一搭脑弯曲的方材椅子，但似乎没有靠背。画面下部虽已脱落，但肘部位置应无扶手。

唐史思明天顺元年759年 北京市陶然亭唐何府君墓出土首都博物馆

建于唐代中期8世纪的宝庆寺释迦造像龛，有三尊流失日本，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释迦佛趺坐于宝床上，身后有靠背，直搭脑两出头。

唐代中期8世纪宝庆寺石佛造像 东京国立博物馆

云南剑川石钟寺石窟，始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寺中雕塑大理国南诏王阁罗凤、异牟寻议政像，所坐为搭脑出头雕龙首的宝座，无扶手。

唐 大理国南诏王异牟寻议政图，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

河北宣化张庆宗墓，墓主葬于877年。墓东南壁砖雕椅子、马球杆及灯檠，砖雕部分脱落，但比例上看出该椅为无扶手的两出头椅。

唐 河北宣化张庆宗墓东南壁砖雕877年

《考古》杂志1966年第1期载董振修《河北永平清理一座唐墓》，墓主时清为钜鹿人，葬于831年。文章提及墓室西壁有砖砌桌子，北壁上有茶几、椅子，东壁中央有灯檠。室内立柱、家具均涂朱色。惜未给出照片资料，砖砌椅子形象未知。

资料显示，除了佛教壁画之外，出土唐代实物资料中并无确凿证据指出扶手椅流行于民间。绳床虽早已随僧侣传入中国，但并未在民间广泛使用。带扶手的绳床似乎仅限于僧侣之间流行。《全唐诗》白居易（772-846年）诗云：坐依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印证绳床之类扶手椅只为僧人所用。

唐代处于席地坐到垂足坐的转型期，贵族士大夫注重礼教，仍多延续跪坐的习惯。上海博物馆藏唐代孙位的唯一真迹《高逸图全卷》，图中竹林七贤席地而坐，身依凭几，背靠隐囊，完全是魏晋风骨。

唐 孙位 高逸图全卷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但唐代的高坐之风，仍然造就了坐具的发展。按《资治通鉴-唐记》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辛卯条，记载唐穆宗坐在大绳床上见群臣，这种陈设恐怕是日后宝座流行于宫廷的肇始。唐代周昉的《内人双陆图》《挥扇仕女图》《演乐图》等，都有坐具的形象，甚至有椅子，但以杌凳类为主。

唐李济翁《资暇录》云：“近者绳床皆短其依衡曰折背样，言高不及背之半”。此即玫瑰椅式样的最早记述。其后两宋至明代绘画中，多见玫瑰椅的形象。

然而彼时处于坐姿更替的胶着时期，高坐可能仅仅是一股清流。甚至到北宋初年，《閒见录》记载宋太祖雪夜拜访赵普，设重茵地上，证明桌椅在宋初尚未普及于民间。杨文公《谈苑》：“主家造檀香椅子、桌子，斯固富者罕见之物”，显见宋初桌椅尚未普遍使用。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甚至讥笑当时妇人坐椅子杌子为没有法度，可见时人仍沿袭古风，尚有席地而坐的情况，但亦说明南宋时椅具渐渐进入居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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