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女权主义(2)
但是,这种生活让我喘不过气来。有什么东西一直压在我的心中,压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生活的重负。那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的重负。在办公室里我要同其他男性一样,没有人因为我是女人而原谅我工作失职。在家里我要带孩子,做家务。丈夫并非不帮忙,可主责天然是我的。每天从孩子一睁眼,到孩子睡觉,我忙得根本没有功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天早上,我骑车先送孩子到幼儿园,然后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看我,我不知所以然。直到有一个人大声地冲我喊:“你脸上怎么了?”我停下车,摸摸自己的脸,看到手套上全是面霜,才明白我忙得把擦脸油放在脸上但是没顾得上抹开。
我很想继续上学,去读研究生。可是我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我的善良的婆母对我说:“你干嘛要读书呢?你能读出什么来呢?你有丈夫儿子,你丈夫读书不就很好了吗?”婆母为自己的儿子自豪,因为丈夫很会读书。他是诗人,读书是他的天职。我是女人,虽然我也一样大学毕业,但是,我的“天职”是做妻子和母亲。为了给他时间和空间看书写作,多少个周日的下午,我带着孩子去景山公园里的儿童游戏场。我甚至不能和女伴一起玩。如果我的女伴来了,他就会嘟嘟囔囔,抱怨我们谈话没有水平,浪费时间。我后来干脆不邀任何女伴来玩,省事。如果我要出去和女伴玩,他就会在我出去前抱怨不停。一次我和一个女诗人约好下午见面,他整个上午都不高兴,在我出门前跟我大吵一架,结果我就没去成。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我无法通知那个女诗人,害得她在王府井大街白等我一场。
那个时代,报纸上也时时刻刻在宣传男人为“四化”做贡献,女人为男人的成功做贡献,当好贤内助。记得有个电影叫《乡恋》什么的,其中的女主人公在电影中只说一句话,她对她的丈夫说:“我随你。”报纸一片欢呼,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的楷模。
可是我还想上学。1987年冬天,我没有让单位知道,偷偷地报考了北师大的研究生。考试是过完春节后的二月份,可他邀请了他的全家来北京过春节,理由是我们刚刚有了一间房子,他的父母还从来没来过北京。我请求他说:“能不能明年再请你的家人来?今年我要复习功课。”他没把我要考试的事情当回事。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四口与我们三口人住在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过年,我哪里有可能看书?更糟糕的是我又怀孕了。我担心如果告诉单位,单位会因为我破坏了计划生育指标而生气,所以我一个人骑车去宣武医院做了人工流产,又一个人骑车回家,一天之后就上班了,没有向单位请假。丈夫没有送我,也没有接我。对他来说,看书比送我接我去做人流要重要得多。我研究生没有考上,他得意地说:“我知道你就考不上。”
我们那时住在北京琉璃厂旁边的一幢古老的房子里,我们的隔壁邻居是一对工人夫妇,妻子是一个善良热心的人,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她给我很多指点。搬来不久,听到他们吵架,听到妻子在楼道里尖叫着乱跑。我听着听着,忍不住了,出去拉架。看到妻子血流满面,血滴答着,溅在她的鞋袜上。那个丈夫跳着脚地又打又骂,骂自己的老婆是“二婚头”,原来他们都是第二次结婚。我忍不住抗议:“你不是也是第二次结婚,凭哪条骂她?”他却自得地说:“男人结多少次婚都没有关系,女人让人破了身,还有谁愿意要?我要她就不错了。”
现实生活和我所相信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相差如此之远,我不知该怎样解释这一切,我只恨自己生为女人。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读书和写作,我写的东西常常被丈夫讥笑。一次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他看了后,嘲笑我说:“写得比卡夫卡差远了。”平凡的生活把人的梦想都磨灭了。暴力居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深深耻辱。一次丈夫把我珍藏的毛泽东的像章,不经我同意就送给一个外国留学生,我不高兴,从那个留学生的中国女朋友家出来,我抱怨此事。他在大街上再次大打出手,我的鬓角至今还有一个伤疤。这种暴力,居然成为我生活的经常的一部分。
1992年的春天,英国汉学家艾华来北京做研究,住在民族饭店。我对艾华和她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一个汉学家。那时丈夫已去了英国,就介绍艾华来找我。
艾华来了,她说她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我的家那时在西单大街路北的白庙胡同,离民族饭店很近,所以艾华天天都过来,我们就整日地聊来谈去的。慢慢地我看到艾华在做的事情,比如她喜欢收集报亭里的各种杂志,特别是那些俗里俗气的带女性封面的杂志。我不明白她在做什么,问:“这些难道也是你做研究的材料吗?”艾华点头,解释说她正在写一本书,关于中国的性别构建,特别是解放后的性别构建过程。我听了,不知道艾华在说些什么,只是点头,表示尊重。我那时以为研究是很神圣的,不明白那些通俗杂志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qikandaodu/2021/0418/4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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