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春晚、女性主体性与社会主义乡村文化<sup(4)
湖川村妇女A和丈夫一起接受了采访。当时,妇女A因经营小生意未能参加集体文艺活动。在采访中,A的丈夫略微表达出对A参与乡村春晚的否定的态度。对此,A说:“不是说要别人在乎,是自己高兴就行……由不得老公支持不支持。”另外,由于麻将是壶镇农村普遍的娱乐方式,A表示自己愿意参加春晚而不是打麻将:“我如果去打牌了,那我很快就会入迷了,所以我不去;如果我去了,我老公喜欢打牌,我就牵制不住了。”这说明,除了参与公共事务的诉求之外,春晚还是A为与丈夫在家庭内部权力相互制衡所采取的策略。在明知丈夫对参加春晚活动不甚满意的情况下,A首先选择的是自我满足和自我愉悦,“特别是演小品的时候……一边排一边笑,笑点都是自己想出来,自己放进去,题材当然是接近我们生活的”。而且,A对集体文艺活动与丈夫持有相反的价值判断,她认为春晚表演的社会价值要高于打牌(即打麻将),因为“参加了春晚就觉得过年更充实”,这种对丈夫价值观的反驳也是对男权的挑战。
当然,在乡村春晚活动中,女性并不总是面临需要挑战男权的局面。实际上,以妇女为主体的乡村春晚也为主导性的性别关系的“反转”提供了机遇。2019年2月1日李庄村春晚开演之前,当妇女们忙着化妆、服装准备时,七八位男性主动拿来锅灶等炊具,为这群舞台上的主角准备晚饭并摆菜上桌。这样的“角色互换”正是男性对女性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能力的赞同与认可的表现。
今天,在乡村传统文化复兴和新文化建设中,弘扬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中性别平等理念和实践在农村的丰富历史资源,防止在重新“发明”和“再造”的“乡土传统”中,无意识地在性别解放层面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宣扬和美化传统父权意识,是实现乡村振兴中“乡风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以妇女为主体的乡村春晚,展现了妇女在引领农村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主体地位,激发了农民的文化自信,恢复了村庄的凝聚力,从而使文化建设成为新时代农民主体性锻造和农村自我组织能力提升的切入点。
三、女性背后的国家文化建设:文化馆、文化礼堂和文化员
妇女解放离不开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乡村春晚舞台上女性的背后,是国家的公共文化建设体系尤其是这一体系中的基层部分以及乡村治理中妇女的重要作用。正如温铁军等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建设文化合作的制度“投入小、见效快”,这是因为乡村中历史积淀的文化本来就嵌入在村民的日常生活和节日礼仪之中,所以不需费力就能够令乡村文化重获新生,且农村“老妇幼”群体渴求丰富的精神生活,所以一旦有组织力量介入,这些群体便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发挥文化作用[18]。据2012年的数据统计,浙江省有县级以上文化馆97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349个,村级文化活动设施个;乡镇文化员在编人员2996人,编外人员1274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3338人;村文化管理员人;有文化活动团队支,文化馆直接辅导支;2012年开展活动场次,文化馆直接辅导文化活动团队场次[19](PP 15-23)。
而在壶镇,镇文化站现有专职办公人员2人,在编文化员7人,聘用文化员2人。据文化站资料显示,壶镇现拥有14支镇级文艺团队和110支村级文艺团队,总人数达2500多人。文化站近年开办过戏剧、乐器、歌咏、广场舞、健身操以及太极等多项免费活动培训班,其中一些与壶镇老年大学共同开办。由于“壶镇的民间艺术氛围浓,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很高,不管什么培训都有人参与”,有一些培训班人数高达200多人,而绝大多数参与者为女性。另外,文化站还承担着乡村文艺创作的指导任务——原创剧本可以拿到文化站进行修改,或让文化员到村里进行指导。总而言之,大批在基层工作的文化员起到了乡村春晚的动员者、引导者和鼓舞者的关键作用[1](PP 5-16)。
2019年,湖川村在县文化馆文化员的帮助下创作了小品《二清二拆二化》,它和2019年央视春晚小品《演戏给你看》都涉及农村干部作风问题,二者所持视角却大相径庭。在湖川村小品中,村干部是一对夫妇的侄女,她自带两瓶酒到叔婶家来说服二人拆除违规搭建的粪池和猪圈,叔婶二人不应,要求侄女或免拆或给予超出规定的赔款,侄女晓之以理,最终叔婶被侄女和邻居说服,为了壶镇建设和群体利益答应拆除粪池和猪圈。在这个小品中,村干部是廉洁奉公、办实事的好干部。此外,该小品体现出现实主义的以农村视角审视城乡关系的内涵:叔唱着“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走上舞台,当看到“二清二拆二化”的宣传板后,即抱怨“城市化,城市化,真是啰嗦”;婶上台后随即说:“……我们这里是农村,又不是城市,搞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小品展现了现代城市建设和文化与传统农村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叔婶二人的态度也包含着对用城市化的思路搞乡村现代化的批判。相较而言,央视《演戏给你看》并没有真正切入农村主题,而是把一种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放置在农村场景之中,最终从城市精英的道德制高点对作为“农民的儿子”的“苦出身”但已变质的干部进行批判。这一被《人民的名义》推到极致的影视化人物形象已成为贪腐和官僚主义的刻板印象之一。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qikandaodu/2020/1112/3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