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春晚、女性主体性与社会主义乡村文化<sup(9)
六、结论
乡村春晚是现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在乡村文化层面上的表征,它的出现饱含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意义。中国革命让农村妇女在政治上从封建宗法制度中解放出来,国家建设使广大妇女进入社会生产领域,这使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主体性,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围绕人民性和集体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成为一代农村妇女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资源。
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农村妇女受到性别化社会分工的巨大影响,大量妇女从社会生产领域回到家庭内部的再生产领域。面对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内部不均衡权力结构的双重压力,以及大众媒体文化生产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和女性商品化的倾向,甚至传统文化复兴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沉渣泛起,这些有着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和集体性记忆的一代农村妇女,以她们的创造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手段,以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为资源,以乡村生活为素材,主动地进行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的创造性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和基层妇女组织乃至“村两委”的引领至关重要,而乡村妇女内生的文化动力是乡村春晚得以星火燎原的根本原因。她们以集体的组织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以质朴的艺术实践参与乡村社会文化生活,重构乡村共同体,通过她们以主体身份的公共参与和社会实践,实现“百姓由文化享受者到文化参与者、创造者的转变,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27]。在乡村春晚的文化实践中,妇女们展示了既传承中国乡土文化又借鉴其他文化形式和风格、实现文化“创造性转型”的能力。乡村春晚不仅为妇女发挥其主体性和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舞台,而且使共享这一文化仪式的乡村共同体更具凝聚力,其作用在于根据乡村的需要有效地团结最广大的基层群众,调动其内部积极性,并与乡村独特的历史和自然环境有机结合,以在地的内生动力保证文化创造的可持续性,将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延伸至更广泛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层面。总之,通过文化振兴的拳头带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以实现全面的乡村振兴,从而实践“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目标,这也许是乡村春晚作为乡村振兴之文化先声的非凡意义所在。
实际上,在这方面,丽水市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在把乡村春晚当作推进移风易俗、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风文明”目标的主要抓手的同时,该市还充分认识到乡村春晚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两山”发展理念和促进“产业兴旺”中的引领作用。比如,自2015年起,该市就将乡村春晚的推广整合在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之中,并制定了打造“千台阵容、百台特色、十台样本、一台引领”的规划。其中,“百台特色”乡村春晚要求建立“文旅农”三位一体的产业模式,以春晚为中心发展文化产业并带动农业形成综合性协调发展,从而让“乡村春晚红利”在带动“产业兴旺”和经济发展方面最大化。据官方数据,此战略规划在2018年已显示出不错的成果,丽水市创收14.13亿元的“乡村春晚红利”[2]。
当然,我们不应过于夸大乡村春晚的意义,让这一“新生事物”过早承担起“不可承受之重”,甚至在探索中国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走到“文化决定论”。但是,无论是从近年丽水的发展实践,还是从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基于广场舞爱好者这一群体发展出以妇女合作组织为主体的整体性社区建设模式[28]这一案例,我们都不能低估丽水的乡村春晚发展战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激活村庄的内生动力,以社会文化建设带动经济崛起甚至促进乡村治理的可能性。比如,对已经登上舞台的许多缙云妇女来说,如何让更多的男性、“村两委”成员以及更多年轻人登上舞台,就成了她们努力的方向。基于我们对缙云乡村春晚几年的连续观察,她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卓有成效的。比如,在2019年缙云五云周村的乡村春晚上,第一次出现了“村两委”成员上台演“三句半”的场面,这对加强村庄凝聚力、改善干群关系有积极推动作用。围绕2019年周村乡村春晚的研究和超越性别视角的分析,我们会有后续文章。
回到乡村春晚本身,如何在不断提高节目质量和维持新鲜感的同时,保持文艺活动的有机性和嵌入性,是以乡村春晚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挑战。由于节目的推陈出新对妇女的要求不断提高,这一方面能够激发她们的创造力,另一方面,我们所调研的妇女都表达了其中的压力,那些承担节目编排和组织责任的妇女更是如此。“各村都在办,压力大,不想比别人差”(李庄村妇女D),“以前是我们自己学学就行了,现在都要请老师,费用我们自己出,舞馆请老师,一支舞下来要3000块钱。现在质量要求高,不比当初。观众的眼光高了,每个村的晚会都搞起来了,如果我们表演的质量低,是没人看的”(湖川村妇女G)。乡村春晚是对商业主义和专业主义文化的否定之否定,代表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用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文化“成功”逻辑来评判。商业主义“成功”逻辑的压力是否会使“爱好”转化为一种“不断自我超越的任务”,从而使乡村妇女的文化生产与日常生活实践相互分离,甚至走向商业逻辑驱使的庸俗化,最终弱化妇女在乡村文化创造中的主体性,导致文化生产的异化,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最后,从一个“生态宜居”的环境最终需要建立在对由于网购而得到普及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扬弃的角度,一个值得妇女组织或政府文化部门引领的社会建设或合作机制,也许可从如何更经济和更有效地整合演出服装资源这一非常具体的问题中产生。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qikandaodu/2020/1112/3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