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迈向妇女人生意义的世界隐藏的世界(2)
杨华所力图证明的是,以水村为例所展示出来的中国传统村落中的妇女如何在娘家、婆家和自己生活的熟人社会中完成她们艰辛而无法停歇的一生。《隐藏的世界》为我们展示的是,从来就无法依靠自我来获得“历史感”和“当地感”的女性的鲜活生命史,她们只能在未嫁时对父亲的栖居、既嫁后对丈夫的依赖、夫亡后对儿子的依靠和年老后对子孙的寄托中,来完成自我一生的归属,而在安全地想象到自己驾鹤西去子孙将自己埋入祖坟的那一刻,才彻底完成了人生意义的体验。这种被杨华称之为“归属体系—传宗接代”模式,构成了中国妇女生命意义体验模式的理想类型。
二、巨变图景下生命意义体验模式
西方文明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几乎都与上帝有莫大关联,这种将个体灵魂交由上帝处置的“教会(个人)—上帝”模式的特点在于,社会中的个体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面对世俗的困扰,个人能够从上帝那里获得指导,甚至面对自我的罪孽,都可在上帝那儿获得救赎。西方社会中的个体可以不必在世俗中找寻人生的归属和生命的意义,他们在市井红尘之中为上帝工作,通过世俗生活来保持恩宠状态并建构出一套符合上帝意志的理性生活秩序。[7]
与西方基督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并不存在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统一宗教体系。就社会治理秩序而言,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和西方的法治秩序具有根本意义上的不同,中国是伦理纲常之法,西方是上帝之法或宗教之法。如果回归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么过日子、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现实主义观念、日常理性逻辑和家庭主义理想则构成了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这种世俗性的追求以及自含其中的超越性体验便是中国农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8]中国虽然一直存在局域性的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但中国地方性的传统民间信仰只具有社会文化意义,而不具有社会秩序维系和社会治理上的普遍性意义。社会治理秩序实际上是社会对个体生命秩序的某种反应,个体的生命秩序构成了社会治理秩序得以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杨华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生命意义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逻辑和意义体验模式。“归属体系—传宗接代”模式既是中国社会传统时期的主导模式,也构成了当代中国人进行生命意义体验的一种理想类型。
对生命意义体验模式的探究其实完全可以直接回归于历史研究,在繁杂的史料中进行精细的爬梳无疑会具有更大的证明力。但是,杨华认为,中国历史典籍中所记载的生命意义理想类型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人生理想,普通百姓不可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意义,只有理解百姓小农的人生理想及其现实行为逻辑的价值基础才接近了关于生命秩序的中国模式理想型的真相。
所以,杨华以现代社会中宗族文化较强的水村为研究对象,来完成这一似乎是历史课题的当代书写。《隐藏的世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仅仅以妇女的人生归属和生命意义为探究的中心,通过妇女的生命历程来完成关于中国人生命秩序的理想型概括。正如埃里克森所言,“世界偏僻角落的事件可以说明有关社会生活组织的中心问题。”[9]尽管,我们无法考证杨华的生命体验模式是否在中国历史上真实而长久地存在过,但这一从“边缘”视角来探究中心问题的模式无疑对理解解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具有巨大的参考作用。
如果将杨华的研究仅仅作为对中国农村妇女生命体验模式的单纯探究,则是对本书最大的误读。杨华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来源于,对当代中国转型以来,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的中国农村开始加速巨变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失范现象:河南农村中农民建房高度的无序竞争、两湖平原的人情异化、湖北京山的老年人自杀、农村丧事上的脱衣舞表演和农村妇女卖淫的常规化。这些反常的农村社会现象和农民的反常社会行动表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有的学者将这些社会现象概化为农村的“伦理性危机”[10]。农村普遍甚至是趋于正常化的伦理性危机发生的背后其实是农民价值世界的变迁甚至是原有意义世界的坍塌。为了加深对农村伦理性危机现象的解释力度,贺雪峰将农民的价值观区分为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及基础性价值,进而构建出农民行为的价值基础理论。贺雪峰认为“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丧失,当前农村出现了诸多缺乏底线的行为。”[11]但是,杨华认为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不同农民的价值是如何的,农民的价值是如何发生以及农民的价值体验是如何在具体的经验中展开的。正是出于对农民异常社会行动的价值基础的学术好奇,才促使杨华在水村中找寻关于生命意义的中国模式。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qikandaodu/2021/0726/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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