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迈向妇女人生意义的世界隐藏的世界(4)
可以说,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资源直接等同于西方的社会理论资源,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总体上还处于西方理论本土化的阶段。利用西方理论来帮助中国问题的解释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过度依赖则既有可能导致一种关于认识经验本身的共识的“规范认识危机”,[17]而这种理论研究危机的根源可能在于对中国本土经验的缺失,既对西方理论的社会经验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造成某种理论甚至是基本理论信念的学术迷信,而对本土的经验缺乏足够的累积,往往在刚刚接触到中国经验之后便立刻回归西方社会理论中去寻找答案,这是一种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研究方式,经验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而有可能在经验解释和理论创造两个层面均取得成就的研究方式恰好是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方法,[18]这就是一种经验本位的研究视角。
就《隐藏的世界》来说,杨华对农村妇女的问题意识并不来源于传统的妇女解放话语和西方的女权主义视角,而是来自对农村经验本身的全面把握,是来自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大变时代所发生的农民的诸种极端行为。正是对这些无底线行为的解释欲望才促使杨华对农村妇女的价值世界发生了学术兴趣;而对妇女意义世界体验模式的建构本身也不在于直接回应妇女研究和人类学农民价值理论,而在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中国农民社会行为异化的经验悖论。所以,杨华有可能开拓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民价值基础中层理论研究领域,即使他本人可能最终完成这一点;但他的研究方法所代表的却是一套具有创造本土中层理论可能的社会学研究路径,这比直接依托于西方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经验的研究方式要可靠、更有解释力并更有理论前途。
虽然杨华在书中并未表露出一种建构“中层理论”的雄心,但在我看来,《隐藏的世界》在研究中所包含的宏大关怀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宏大理论抱负的追求,即使现在迈出的只是第一步,但如果将杨华的研究与其所在研究团队的理论创造联系起来,[19]便会发现一种走向本土“中层理论”的可能。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家默顿认为,“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20]中层理论的优势在于,它既能保持对现实经验的足够把握,使理论本身能够做到来源于“实践”并能够被现实经验所检验,也能指导关于对经验研究的展开。另外,中层理论又能够成为宏大的统一社会理论的坚实基础。
在《隐藏的世界》中,水村的村庄价值生产机制被操作为“历史感”和“当地感”两个具体维度。“历史感”是指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村庄社会记忆和村庄生活能够为农民提供个体生命所必须具备的纵向想象,“当地感”则是指农民在村庄中所获得的主体性。通过“历史感”与“当地感”的时空叠加,水村妇女的个体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与村落时空之间便建立起了可以亲身体验的有机联系,这样水村妇女便可通过这种体验方式寻求自身的归属体系,进而获得生命的满足感、安全感和意义感;而水村妇女在村落中的积极的主体性建构则加强了村庄价值生产机制的能力,并源源不断地使村庄具备强烈的地方性共识和有效的地方性规范。这种村落价值生产结构和村落价值主体之间相互强化的总体模式便构成了中国农村妇女“宗教生活”的“归属体系—传宗接代”模式,这一模式构成了中国农民价值理论的一个中层概念。
四、“隐藏世界”中的隐藏之地
杨华认为,水村妇女的人生价值体现于栖居、立足、安身和立命四个人生阶段,正是在这一连贯的生命历程中,水村妇女在宗族、村落中寻求生命的归属与生命意义的体验。在我看来,杨华所指的这四个生命阶段其实并非完全均衡。在水村妇女的一生中,“立足”与“立命”构成了其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的两处重头戏,“栖居”不过是“立足”的准备,而“安身”则成为“立足”巩固之保障和“立命”的基础。所以,“立足”实际上成为了水村妇女生命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有丈夫的依靠其实只是水村妇女立足于村落的基础,只有成功融入水村的妇女圈并在宗族与村落中完成了自己的主体性建构之后才算是真正立足。在“立足”的生命体验中,水村妇女并不是被动的依附性角色,恰恰相反,有了丈夫、家族妇人的社会支撑,水村妇女才可以在村落中充分发挥社会生活、生产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能成长为一名乡村妇女精英。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qikandaodu/2021/0726/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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