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迈向妇女人生意义的世界隐藏的世界(3)
当代水村妇女的生命意义不可能固守传统模式,实际上杨华在建构水村妇女的生命意义体验模式的过程中融入了足够的社会变迁视角,从而赋予其意义体验模式具有足够的包容力和解释力。杨华指出,传统时期和集体主义时期的水村妇女虽然在村落中位于依附性的社会地位,但那时的妇女尚能在村落社会结构中找寻到自身的“历史感”和“当地感”,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归属,体验到自己的生命意义。那时的水村妇女是有归属可寻有意义可体验的具有灵魂的生命个体,其原因在于水村社会具有提供这种归属体系和生命意义的结构性社会机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和消费经济时代的到来,水村妇女所赖以寄托生命的社会意义共同体开始解体。也许水村的村落解体已较缓慢,在村落社区解体快速的东北、四川、湖北等地的农村,村庄作为农民价值与生命意义寄托的基本社会单位已经不再存在,不再具有依附位置的生命个体被推向了以市场竞争和消费拼比为特征的残酷的“依附性社会”,从农村中“解放”出来的妇女的生命状态不仅没有在摆脱“三从四德”的社会枷锁中获得具有主体性的自由,反而从“依附个体”走向了灵魂无处安放的不归路。
三、走向本土农民价值的“中层理论”
《隐藏的世界》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理论的建构根植于中国乡村的本土经验,从经验本位出发来走向一种本土中层理论之路,[12]而其不可思议之处则在于,农村妇女人生意义这样抽象甚至是玄幻的理论命题竟然可以在水村妇女极为细致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展现和证明。不可否认的是,杨华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学术冒险,在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中,农村人生活经验本身就构成了学术讨论的对象。农民的私人生活大多用于探讨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的具体问题,通过对私人生活在某个长时段的变迁可以分析社会性质变迁的逻辑并观察国家政权力量对村庄社会和私人生活的作用。[13]但是这样的人类学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回应西方理论的现代性命题而不关心中国问题本身。另外,在一些人类学研究中,虽然对中国人的生活意义有所涉及,但一般不会贸然上升为对生命意义等宏大命题的直接探讨。[14]利用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方法,杨华却直接在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中找寻她们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在几乎没有借用任何西方社会总体理论的前提下,建构出了农村妇女意义世界的“归属体系—传宗接代”模式。
杨华认为,水村妇女的人生归属在于村庄“历史感”与“当地感”的获得,未出嫁之前的水村少女从父亲身上只能获得低度而短暂的“历史感”与“当地感”,这种感觉在少女的切身体验中模糊不定,父亲的去世将会导致少女们的无所归依;而出嫁之后的妇女则需要以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作为立足、安身之基,并在自己积极主动的社会关系建构和互动中来获得进一步的“历史感”和“当地感”。在杨华看来,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不是一劳永逸的生命战斗,而是一个需要在永无安逸的生命状态下通过不断争取而完成的人生圆满。在水村,多少妇女或因丈夫早逝,或因身后无子,或因老而绝代而到最后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归属,她们在遗憾之中感到的不是生命遭受的压迫,不是男性霸权的欺辱,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恐慌、不安与绝望。这样看来,水村妇女的生命经验对妇女研究中的解放话语和女性主义视角构成了强大的视觉冲击。
不过,《隐藏的世界》的理论抱负似乎并不局限于妇女研究的专题领域,而是希望达致一种社会科学中层理论的高度。中国社会学目前更多的是追求一种西方社会理论的搬照、适用和注释,希望能够在此基础上增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这种理论工作没有宏大的理论追求,更多的是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现代主义的论证,或是在西方理论研究中寻找学术研究的理论空格。现有较强解释力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主要是“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15]但是这两种解释框架尚处于宏大理论模式的经验研究适用阶段,因而无法替代社会理论本身。另外,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更多的是对自孔德、斯宾塞至马林诺夫斯基、帕森斯等人以来的结构功能主义、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和结构化理论、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等西方社会理论的使用。在社会学经验研究中被广泛适用的人类学理论则主要局限于费孝通等人的社区论、弗里德曼的宗族论、施坚雅的市场论和王斯福等人的宗教论。[16]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qikandaodu/2021/0726/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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